落脚陕北使中国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营，随即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曾说：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长征途中，为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围绕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由最初计划落脚湘西，到1935年榜罗镇会议决定落脚陕甘，先后发生了7次变化。会后，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顺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中共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苏区配资在线论坛，领导全国大革命。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是综合考量陕甘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良好的革命生态而做出的最终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过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胆创造、努力开拓，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处在大踏步前进中，震动了南京国民政府，更为中共中央选择落脚点提供了航标。
一、陕甘革命领导人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态势
政治革命是以革命阶级为主体的政治活动，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政权机关，政治革命也必须要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到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到十万余人，先后在十余个省建立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就是其中一块。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革命领导人总结多次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失败的经验教训，从1930年开始，决心走井冈山道路，把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探索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刘志丹曾说：“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第5版。
1.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建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在陕甘两省交界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广泛发动农民参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建立红色政权。从1932年2月开始，陕甘边的革命根据地先后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发展阶段。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部分党史资料称之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点燃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启了中共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1933年，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各地很快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建立了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游击队。在薛家寨，设立了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后方医院，以及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编：《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还设立了关押土豪劣绅的临时监狱。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陕甘边区十多个县建立了由边区、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构成的红色政权体系，在广大农村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后，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使陕甘红军拥有了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工人、农民、军人、妇女各方面代表积极参与苏维埃政权机关建设。同时，他们还颁布了《政治决议案》《财经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军事决议案》等法律文件，让老百姓的民主权利真正得到保障，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政权民主的广泛性。
2.革命干部队伍的培养。干部队伍建设是苏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领导干部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工作和革命实践中不断提高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为创建红色根据地，带领党员、团员中的骨干分子深入农村基层，上门上户调查农民的现状和需求，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并在各村组织起了农会、贫农团，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乡村赤卫队和游击队，在一次次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中发展革命力量、锤炼革命干部。
毛泽东曾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陕甘红军和苏区创建初期，干部和工作人员紧缺。党和红军、苏维埃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了培养革命干部，陕甘边先后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1933年春，在红二十六军开办了随营学校。1934年秋，边区政府在南梁创办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当地群众称为红校)*高文：《陕甘苏区的红色堡垒——南梁》，《陇东报》2009年6月6日，第3版。，校长由刘志丹担任，政委由习仲勋担任。红校第一批就招收了180多名学员，学员主要是来自边区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虽然红校的设施简陋，学员的生活艰苦，但是红校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凸显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政治课讲共产党、工农红军、土地革命等，军事课讲游击战、尖兵运动等，还设有文化课等。学员经过学习教育，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提高，也更加坚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信念。学员回去后大多担任了部队和地方上的领导职务。陕甘边区在中共中央落脚之前，为中共保存了几千干部，许多都在日后成为中共的优秀领导干部。
3.统战工作的开展。出色的统战工作是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大特征。刘志丹曾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郭林等编：《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陕甘边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程，是既斗争又联合的过程。他们创造了“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为使地主和富农能够支持政权，他们制定了比较合理的土地政策，给地主和富农以出路。他们充分利用当地哥老会、“绿林”等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更好地开展工作，刘志丹主动加入哥老会，自称“西北堂刘大爷”，通过此身份团结各地哥老会武装，争取了不少人参加革命队伍。
以上举措，使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为后来中共中央“落脚”陕甘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态势。
二、陕甘革命领导人打造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决定政治，一定的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陕甘地区土地贫瘠，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贫困，再加上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的制约，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如果不加强经济建设，革命战争就很难顺利进行下去。苏区的经济政策、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等，是苏区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对苏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开展土地改革。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开展土地革命。习仲勋等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始终站在经济建设的前列，经常深入基层，深入苏区各地作调查，征求群众意见。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他逐渐认识到：陕甘边区的土地改革不能完全照搬中央苏区的土改政策和经验，必须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地调整和制定合理的土改路线。
他们在学习借鉴中央苏区土改政策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创新。1933年，习仲勋主持制定了照金苏区土地改革的四项办法：一是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二是经营“红军公田”，三是兴办小牧场，四是组织互助合作社。土地改革实施后，照金苏区的经济发展较快。针对土改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他们还对前期的土改办法进行调整和完善，在1935年制定了八项政策，如：对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多余土地和雇人放养的多余牛羊进行没收，把它们分给中小农民；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田地、青苗一起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等等。这些政策既让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同时也给地主以出路；既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关系，又体现了土地革命的首创精神，从而有效保证了土改的顺利完成。
粮食供应是军队和人民生活的保证，刘志丹要求根据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防止敌人偷袭；一旦储粮不足时，可以适当地收买民粮供给军队，但是“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此外，刘志丹等人还领导建立了被服厂，以解决军需。
2.扩大商业贸易。为方便群众进行农副产品交易、活跃边区经济，边区苏维埃政府先后在亭子沟、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置了集市。为鼓励白区商贩来苏区做生意，习仲勋要求边区政府将山货和牲畜以较低价格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而且，他还曾经请庆阳的大商人们吃饭，与他们真诚交往，鼓励他们与苏区进行商业贸易。一段时间过后，白区商人逐渐主动向苏区输送货物，开展交易，陕甘边区的商业渐渐繁荣起来。此外，为解决部分群众商品交易的困难，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建立起了合作社，用边区的羊毛等土特产品来换取日常生活必需品。
3.建立红色金融。为了畅通贸易，控制金融，陕甘边区革委会决定禁止国民党货币的流通，发行自己的货币，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他们在南梁油坊沟建立制币厂，成立了陕甘边区银行，以财政委员会名义发行了“南梁油布币”(当地群众称苏票)，“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郭林等编：《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第153页。。“油布币”成为陕甘边乃至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货币，它价值稳定、购买力强，深受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先后发行了“农民券”“银币券”“铜币券”，大大方便了集市贸易和红白区物资交流，稳定和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
在陕甘革命领导人的领导下，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根据地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外迁来的农户也多起来了。例如，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以后逐渐增加到20余户；白马区刘家坪居民常元祥家原来一贫如洗、生活不能维持，土改后有土地百余垧，粮食除吃以外还有储粮，有牛和驴5头，马1匹，羊80多只，他的儿子也入校读书。*《华池县政府一年余来工作报告》(1936年)，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2-1-137。1935年春，南梁一带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由根据地创建初的290多户、2400余人增加到1000户、6000多人。*王晋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及意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64页。
经济基础的夯实，为陕甘成为中共中央“落脚点”提供了养兵、征兵的有利条件。
三、陕甘革命领导人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条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方的革命形势是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更是难以久持，必须实现革命大本营由南向北转移。与南方革命形势相区别的是，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而且还接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为创建中共中央的“落脚点”提供了有利的军事条件，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共中央落脚陕甘的信心。
1.建立多区域的战略布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寻求西北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结合陕甘地区实际，提出了多区域的发展战略，坚持在游击战争中创建和发展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军事政策，领导西北红军接连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
陕甘边位于两省交界地带，交通不便，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加上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尽管地瘠民贫，但地广人稀的特点很适合开展大生产运动，有利于部队供给的解决。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化不利为有利，充分利用这些“用兵”“养兵”的条件，不断克服“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坚持把党的正确路线同陕甘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们制定了根据地“狡兔三窟”式多区域战略布局(以甘肃南梁根据地为中心，陕北安定和照金根据地为两翼)，在敌人大规模“围剿”时扩大了红军的活动空间，增加了灵活性，化被动为主动。随着反“围剿”斗争不断取得胜利，陕甘边区日益巩固和扩大，逐渐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新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充分显示了刘志丹等革命领导人运筹帷幄的高超智慧。
2.创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保持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结合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先后领导创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大批游击队，壮大了陕甘苏区红军的武装力量。例如1933年8月，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根据地出现空前危机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针对出现的逃跑主义和分散行动的倾向，习仲勋等人提出应尽快成立陕甘边区临时总指挥部，加强对各支红军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恢复和巩固根据地。统一红军的领导、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为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事政策。为加强军队建设，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政策。第一，动员群众自愿参军。通过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和广泛宣传动员，让群众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激发群众自愿参军的热情。群众先是参加地方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政治训练后，再以排或连的建制统一编入正规红军队伍中。由于地方群众相互间比较熟悉，这种做法便于作战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游击队员经过训练后编入红军，各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提高，有利于提升部队的战斗力。第二，为各类地方武装制定条例。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和管理，陕甘领导人给各地的少先队、赤卫队、游击小组都制定了详细的规章条例，利于其不断发展壮大，也为红军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保障。第三，鼓励广开途径获取武器。随着陕甘边区游击武装的逐渐壮大，武器供应日益紧张，好武器更是稀缺。边区苏维埃政府鼓励游击队自行购买武器，若买到新式武器更是给予特别奖励。同时，允许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游击队通过自力更生，“兴办军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大刀、地雷、手榴弹等武器”*杨正发编著：《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部分缓解了武器紧缺问题。第四，在民众中建立递步哨。发动群众24小时值班，帮助部队搜集、传递情报，侦察敌情，构建情报网。第五，优待军人和家属。参军后，军人及其家庭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受到革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优待。此外，政府给红军、赤卫军、少先队等的阵亡人员发放埋葬费，对其家属施行抚恤，等等。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为陕甘边区军队发展壮大、不断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4.领导红军取得武装斗争的辉煌胜利。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等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期间，陕甘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围剿”，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创造了中共在北方进行武装革命斗争的光辉典范，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大好局面。1935年春夏，陕甘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革命形势发生了更加新的变化，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城了一片”。*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由于陕甘红军的声势日益壮大，陕西、山西等地方报纸和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大公报》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在社会各界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正是国民党的新闻舆论界向全国传播了西北革命胜利的信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才从缴获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中得知西北地区依然存在且俨然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高潮之地的消息，这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选择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树立了航标。
四、陕甘革命领导人培育了优良的革命文化氛围
革命文化是人民对于革命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民在革命斗争和革命生活中形成的对于革命的感受、认识和新社会风俗规范的综合。陕甘革命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当地培育了优良的革命氛围，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真诚地理解革命、拥护革命、支持革命、参与革命，这是根据地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强有力保证。
1.革命深入民心。苏维埃政府通过多种政策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赖和支持。1934年6月，习仲勋带领游击队攻打华池县紫坊畔塔儿掌的土豪胡克申，没收了他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元，并把大部分没收的物资分给了贫苦农民。*闫庆生、温金童：《习仲勋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57页。广大农民逐渐了解红军和共产党的政策，被充分发动起来了。出于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刘志丹特别强调：“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习仲勋传》上，第185页。在部队占领延长县城后，刘志丹指示：只准没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不准侵犯其他群众的利益。*郭林等编：《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第150页。这些举措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
同时，土地改革也启发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十分高涨，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赤卫队，投入反‘围剿’斗争，杀敌立功。杨家塬乡的李积发一次就带了七八名青年要求参加赤卫军，徐德福等许多青年农民主动报名参加了红二十六军。”*刘凤阁主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年编印，第92页，甘新出019字总069号(92)023号。
2.文化教育蓬勃开展。习仲勋等陕甘革命领导人非常重视边区文化教育工作。1934年11月，在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在南梁荔园堡转嘴子办起来了。校舍很简陋，只有两栋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孔窑洞。教师带领学生自力更生，修缮房屋，用石块和泥巴垒好土台当课桌和凳子。教材是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学校共有教师2名，学生79名。学校坚持免费教育，让穷人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此后，边区苏维埃政府又在太白和荔园堡等地兴办了几所列宁小学。习仲勋、刘志丹等边区领导曾多次到学校给学生上课，讲授革命思想，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列宁小学的课本上有段著名的话：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将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突出对学生军事能力的培养，用红缨枪、木刀练习格斗劈刺。*金希明：《陕甘边苏区列宁小学的体育活动》，《体育文化导刊》1987年第6期，第18页。同时，他们还在一些农村开办了扫盲识字班，大力开展成人文化教育。
3.树立社会新风气。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六劝”活动，即“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移风易俗，树立起了革命的、奋发有为的、蓬勃向上的社会新风。来自西安的知识分子张景文夫妇带领了一支红色宣传队，广泛活跃在陕甘边区一带农村，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路线，社会反响热烈。刘志丹、习仲勋高度重视妇女解放事业，在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专门设立了妇女委员会，推选张景文担任委员长。张景文全身心地投入到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中，带头宣传婚姻自由，解说妇女放足的诸多好处，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和革命工作，逐渐走向自立。至今，南梁地区的老辈人们还记得她亲自编唱的一首信天游：“婆姨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田力：《陕甘边的第一任妇女委员长》，《中国妇女报》2005年11月29日，第8版。随着对社会新思想的逐步认同和接受，根据地群众更加积极地拥护和支持革命。“红军对我家很好，每逢敌人进攻，就派人给我们家喊话报信，有时还把我们全家接上山寨躲敌人，我们和红军的关系，真是骨肉情深。”*黎重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及历史功绩》，《丝绸之路》2012年第8期，第23页。
1942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期间，称赞习仲勋“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正是由于有一批像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这样杰出的革命领导人扎实的工作，陕甘边区才得以培育优良的革命文化氛围。
五、结语
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作为中共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枢，作为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出发点，在走向新中国的胜利过程中，其意义至关重要。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首的老一辈陕甘革命领导人长期扎根西北地区，深入群众，带领广大军民经过长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党、政、军、经济、文化建设以及群众基础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开创了西北革命的大好形势，为创建中共中央“落脚点”作出了突出贡献。1935年谢子长牺牲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1943年，在刘志丹逝世七周年时，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由此可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陕甘革命领导人做出的巨大贡献。
缅怀前人丰功伟绩，激励后人不断前行。在新时代新的长征之路上配资在线论坛，我们一定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敢于开拓、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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